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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10-01 22:07  作者:新道教育   字号:[]  视力保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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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魏晋南北朝(220年—589年),又称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只有37年大一统,而余下朝代替换很快并有多国并存的时代。这个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到589年隋朝灭南朝陈而统一中国,共369年。可分为三国时期(以曹魏正统,蜀汉与孙吴并立)、西晋时期(与东晋合称晋朝)、东晋与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南朝与北朝对立时期,共150年)。另外位于江南,全部建都在建康(孙吴时为建业,即今天的南京)的孙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等六个国家又统称为六朝。

  这一时期的民间节日体育活动,大抵和汉代习俗相同,梁朝人宗懔所著《荆楚岁时记》中有所记述,但运动量较大的击球、蹴鞠等显著衰落,传统武艺局限于军营中;特别是秦汉以前文人习武之风,到南北朝时,起了很大变化。《颜氏家训·勉学》云:“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羞务工伎, 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从体育的角度观察,这个时期观赏性的活动畸形发展,运动健身的项目明显衰退。两晋南北朝 (265~581) 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时代, 民族矛盾、 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夺权斗争纵横交织。这种长期混乱不安局面对当时的体育活动有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佛教的“因果报应”、 “神不灭”思想, 对讲究身体健康的体育极端不利。“神不灭” 宣扬人死后精神可以永远存在,这种唯心主义宗教神学观点反映在养生上必然是重“养神”、“养性”,而轻 “养形”、 “养身”,反映在体育上,则从根本上抹杀了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意义。梁朝的无神论者范缜(450~515),针对“神不灭”的谬论,提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观点,并用生动的比喻阐明“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的道理(《神灭论》)。这与“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全之体魄”的理论是一致的,但这一正确观点受到梁武帝等的压制并加以禁止。魏晋玄学是儒、道合流的产物,主张“以无为本”,“以静为原”,不承认万事万物在运动中变化发展的事实,从而对以运动为主要手段的体育持否定态度。

  士大夫轻视习武。史书记载,这一时期的武艺技术在军中有明显的提高,如“刀及单刀、双戟皆有口诀要术”(《抱朴子·外篇·自序》)。表明已总结出一些兵器使用方法,并用口诀简要地表达出来当时并有《马槊谱》问世。但是在士大夫中明确反映出轻视习武的观点。例如,葛洪曾习练武艺,“学七尺杖术,可以入白刃,取大戟”。但他认为这些都是“不急之末学”(《抱朴子·外篇·自序》)。又如,曾撰写《魏书》的北齐中书令魏收, 青年时“好习骑射, 欲以武艺自达”,荥阳郑伯却讥刺他说,“魏郎弄戟多少”,魏收感到惭愧,“遂折节读书”(《北齐书·魏收传》),放弃了习武上述事例充分反映文人轻视习武的社会风气

  此一时期舞蹈种类的繁多和风格的多样,对后世某些体育项目(如体操、武术、冰上运动等)动作的演进有借鉴的作用。当时,宫廷和豪门世族大都收养有专门的歌舞伎人梁朝衡州刺史羊侃,府中有“舞人张净琬腰围一尺六寸,时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孙荆玉,能反腰帖地,衔得席上玉簪”(《梁书·羊侃传》)。这些类似“托举”和“下腰”的舞蹈动作,仍保留在近代的体操技巧中东晋以后,“ 乐人南奔”(《隋书·音乐志上》),将宫廷歌舞带到南方,促进了东晋、南朝舞蹈的繁盛。

  北朝继承了汉、晋的舞蹈,还将西北各地少数民族的“龟兹乐”、“西凉乐”、“西戎伎”等乐舞带进中原,实现了各民族舞蹈的大交流。南朝也引进了北方民族的舞蹈,如梁元帝萧绎《夕出通波阁观妓诗》中,有“胡舞开齐阁, 铃盘出步廊” 句;又如陈后主时,曾“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隋书·音乐志上)。在佛教艺术中也有优美的舞蹈活动,如敦煌壁画中的“天宫伎乐”。北魏京城洛阳的景乐寺,大斋时,“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杨之《洛阳伽蓝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舞蹈艺术在各方面均有广泛开展。

  杂伎、相扑在秦汉时,大抵包括在“鱼龙百戏”或“乐舞百戏”之中,两晋以后,进一步分化出来,各自形成专项活动。

  杂伎的演进 ;两晋南北朝时期,像汉武帝时那样规模盛大的角抵戏演出不复多见了,但杂伎项目日益增多,技术也逐渐提高。晋代已有马戏的专项表演,或作为一个精彩节目出现。如晋朝的中朝元会时,有“卧骑、倒骑、颠骑,自东华门驰往神虎门”(《南齐书·礼志》)。又如后赵石虎观看杂伎表演时,有一节目为“衣伎儿作猕猴之形,走马上,或在(马)胁,或在马头,或在马尾,马走如故,名为猿骑”(陆《邺中记》),均说明马戏的技术达到相当高度,亦即后世“跑马卖解”的前身。北魏天兴六年 (403)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魏书·乐志》)。北周大成元年 (579),“广召杂伎,增修百戏”(《通典·乐典六》)。可以看出“杂伎”已与“百戏”并列,成为一项独立活动。

  据《邺中记》所载,“(石)虎正会,殿前作乐,高、龙鱼、凤凰、安息五案之属,莫不毕备。有额上缘幢,至上鸟飞,左回右转;又以幢著齿上,亦如之”。额上,齿上均能戴竿,并有人攀援其上,做左回右转的动作,足见缘竿的技巧已发展到相当水平。北魏碑刻杂伎图中,有一幅为额上缘竿表演,竿上加横木,有 3小儿盘旋其上,惊险异常。叠案演技中,梁有“五案幢伎”,北魏有“五案”,这是站在从不同角度叠起的 5张桌子上表演倒立。

  《洛阳伽蓝记》“禅虚寺”条谓:“寺前有阅兵场,……有羽林马僧相善角抵戏,掷戟与百尺树齐等;虎贲张车掷刀出楼一丈。”又《南史·王敬则传》谓:“宋前废帝使王敬则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无不中。”反映了当时掷刀,掷戟技术的高超。同时,走索的技术也大有提高,最精者能于“高百尺,相去四十丈”的两座楼阁之间,以粗“麻绳”相联,表演时, “ 令二人各从楼内出,从绳上行,以为佛神相遇”(《十六国春秋·后秦录·姚兴传》)。此外还有杠鼎、舞轮、跳剑、弄铃等伎。

  相扑之名始见于西晋初,女子相扑也于此时始见于文字记载。吴末帝孙皓(264~280),“使尚方以金作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著以相扑,朝成夕败,辄命更作”(《古今图书集成》422册引《江表传》)。晋武帝(265~290)时,有西域健胡,捷无敌,“晋人莫敢与校,帝(司马炎)募勇士,唯庾东应选,遂扑杀之,名震殊俗”(《晋书·庾阐传》)。说明相扑不仅作为一种表演项目,并已成为一种“竞技运动”。但当时称相扑为下技,据王隐《晋书》记载,“颍川、襄城二郡班宣相会,累欲作乐”,襄城功曹刘子笃说,“相扑下技,不足以别两国优劣,请使二郡更论经国大理,人物得失”。

  两晋南北朝的文人,大都尚清谈,乐游宴,这种社会风气促进了围棋、投壶的空前发展。

  这是当时饮宴交往的常见节目,又名“手谈”。继曹魏之后,晋代的棋风益盛。如惠帝的儿子司马,常召贾充等入宫,“弈棋争道”(《 晋书·贾充传》)。南北朝时,帝王大臣无不好弈,上行下效,棋风愈炽。宋文帝刘义隆好弈,曾令围棋名手褚思庄与会稽太守羊玄保对棋,并录成“图局”,供其观赏(《南史·萧惠基传》)。皇帝下令品棋之事,南朝时已习以为常。如梁武帝萧衍令长史柳恽品棋,“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 3卷,恽为第二焉”(《南史·柳恽传》)。足见棋艺评比的规模很大。萧衍本人也通弈道,著有《围棋赋》、《围棋品》、《棋法》等。晋人范汪等撰《棋九品序录》 5卷,说明围棋等级已分“九品”。围棋名手遍及南北。南方有王抗、褚思庄、夏赤松,柳恽、萧道成、羊玄保……等,均为三品以上。北方不弱于南,“后魏有范宁儿者,善围棋,与李彪使齐,齐武(帝)令江南上品王抗与(弈),宁儿制胜而还” (《册府元龟》卷 869)。北燕有悉罗腾,“工围棋,穷究其妙,独步当时,莫与为俦。俄而北平乐抄少携出,与(罗)齐名”(《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悉罗腾传》)。远处东北地区的 “百济国”,有各种杂戏, “然尤尚弈棋”(《周书·异域列传》)。用围棋赌博之事也层出不穷。如谢安与谢玄曾弈棋赌别墅,谢玄棋高一着,但因惦念战事,心绪不宁,把别墅输给了谢安(《晋书·谢安传》)。宋文帝曾与“三品”棋手羊玄保弈棋赌郡,“玄保戏胜,以补宣城太守”(《南史·羊玄保传》)。当时人颜之推对围棋活动作过评价,他认为“学者不可常精,时有疲倦,则倘为之,犹胜饱食昏睡,兀然独坐耳!……围棋有‘手谈’‘坐隐’之目,颇为雅戏,但令人耽愦,废丧实多,不可常也”(《颜氏家训·杂艺》)。

  这一时期投壶之戏的风行,与士大夫好饮宴的习气有关。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曾因与柳恽于夜宴时“投壶枭不绝”,甚至误了早朝(《南史·柳恽传》)。颜之推由梁到北齐邺中时,“亦见广宁,兰陵诸王有此校具(指投壶用具)”(《颜氏家训·杂艺》)。可见南北两地统治阶级的饮宴中,常以投壶为乐。魏晋以后,由于壶具加耳, 促进了投壶技术的提高。“ 耳小于口,而赏其用心愈精,遂使耳倍多”(《经说·投壶》)。即指壶具加了两耳后,花样倍增。晋代已有隔障投壶的技巧,石崇有一婢女“善投壶,隔屏风投之”(《太平御览》引《晋书》)。更为奇巧的是,丹阳县尹王胡之“善于投壶”,能“闭目”投入,其“手熟”竟能达到如此程度(《晋阳秋》)。投壶的花样“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莲花骁”。汝南周、会稽贺徽,“并能一箭四十余骁,贺又尝为小障,置壶其外,隔障投之,无所失也”(《颜氏家训·杂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