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是:新道教育网 > 教育政策 >
威尼斯赌场
日期:2019-01-21 06:33  作者:新道教育   字号:[]  视力保护色:

  加力提效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加力是指再度提升减税增支强度。提效是指找准政策发力点并管好、用好资金。两者的互补性是化解高强度减税增支带来的财政收支矛盾,体现的是新时代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在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前提下实施逆经济周期调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19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要加力提效。这是党中央在深化对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作出的确保经济发展行稳致远的重大决策。

  2009年起我国开始实施新一轮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一轮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三大特征:一是时间长,截至2018年为期已十年。二是大规模减税降费,累计近6万亿元,特别是2018年一年减税1.3万亿元,相当于2013—2017年累计减税额30%。三是一般公共预算赤字额激增。2009年赤字额跳升428%,为9500亿元,2018年增至23800亿元。从2013年起,赤字增长率超过M2

  和贷款增长率,2013年赤字增长率甚至超出贷款增长率和M2增长率两倍。2016年情况相近(见图1)。在这种背景下,2019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且还要加力提效。缘何如此?

  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后逐步建立了完备的市场体系,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目前我国的商品市场、资金市场、资本市场、产权市场、房地产市场等规模均位居世界前列。2010年起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资本加速积累。目前,私人资本提供的GDP(包括外商独资企业)占比已达70%左右,提供的就业占到80%左右,提供的税收也超过了50%。同时,私人资本在一些行业中成为了主力军,如互联产业、房地产行业、商业、服务业、轻工业、农产品加工业等。这使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逐步从基础性转到起决定性作用。然而要看到,市场体系形成后,市场配置资源自身的缺陷逐步凸显,同时市场发育又遇到了诸多制度障碍。突出点如垄断集团限制竞争、要素流动成本上升、管制过多、区域封锁等。这种格局客观要求政府运用政策手段维护竞争、降低成本、释放需求。税收既是要素流动的成本,又是要素生成的成本,同时也是政府总体宏观政策取向的标识。制定税收政策必须考虑市场主体的要求,不考虑其要求,资本就可能外流,或者出现企业投资积极性锐减,接踵而至的将是就业萎缩。

  近年来,市场主体一直在呼吁减税,政府也确实在不断加大减税力度。但市场主体仍说不解渴。原因何在?主要是社会保障缴费率位居全球高位抬高了企业综合负担率。这在当前社会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背景下,使企业的利润空间逐渐收窄,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甚至低于贷款利率。因此,2019年必须通过更大规模减税来拉低市场主体综合负担水平。这是一种综合平衡而非简单的短期应急之策,事关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

  市场经济必然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形成不同的收入阶层,甚至出现利益固化、收入阶层传承。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是个人收入集中率上升速度超过经济增长率,因而基尼系数值已超过警戒线。因此,政府必须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通过加快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来托高低收入阶层生活水平并保障中等收入阶层生活质量提升。所以,2019年仍要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同时全面推开个人所得税改革,把减轻个人直接税负担列为新的减税重点进而增强中等收入阶层消费能力。这实质上是落实托低扩中的收入分配政策的配套政策,是要优化收入分配市场化格局,让支撑经济动能转换的主干群体获得更多的增长利益。

  1978—2018年我国经济保持了40年年均9.5%的增速,同期全球经济增长率年均仅为2.9%。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一个奇迹。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的上世纪60年代只是保持了10年的年均11%的增速。尤为突出的是2000年我国GDP达10万亿元后,经济增速不减,到2017年已经达到了82万亿元,17年的时间增长了7倍。

  然而要看到,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改革开放40年过程中,我国经济基本上是每十年内有一个周期(见图2)。

  图2表明,40年当中总体看经济波动幅度呈递减趋势。2000年后,周期时间拉长,头十年相对稳定,年均增速高达10%。2012年后,经济增长率在7%左右已稳定了7年。同一数值稳定时间如此之长是改革开放40年中首例情况。这表明中国经济稳定性增强,同时也证明中国经济已进入增速换挡期。需要承认,换挡期并不意味着衰退期。因为2012年后消费物价、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实际工资、农民纯收入、就业人数等指标值都是上升的,而且收入类指标增速总体高过经济增长率。此外,还应看到,GDP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后还能保持年均6%的增速在全球只有中国一家。

  经济增长换档虽然属于正常的经济规模收缩,但也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多年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的显现。进一步说,中国经济增长在进入换挡期的同时又进入了结构调整阵痛期。这种阵痛有四大突出表现:一是供求总量要找寻新的平衡点;二是供给结构要依需求结构变动自主调整;三是市场主体要承担加大研发投入带来的资金周转成本;四是市场主体和个人都要找寻新的利益增长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但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现阶段而言,更好发挥市场作用就是要充分利用政策手段降低结构调整成本、优化结构调整环境、化解结构调整风险。2019年中国经济依然处于换挡期和结构调整期,机遇和挑战并存,要爬坡过坎,既要接续过往有效投资,又要开启新的要素配置和要素流动局面以推进动能转换。同时,还要继续化解重大风险。为此,必须持续扩张财政支出,运用赤字增量来拉大当期总需求,承接产出扩张、压低部分产品产量下跌率。加大如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资本性支出起的就是这种作用。较大幅度增加专项债意义在此。必须针对初创型企业创新企业实行结构性减税,通过大力度加计扣除政策来激励企业走技术创新型发展道路,通过继续加大中央对贫困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刺激形成新的区域间企业和个人优势互补格局。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经济结构开始发生重大转变,新兴经济体份额上升。2017年全球80万亿美元中,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占比上升了接近10个百分点,中国达到了12万亿美元,占全球14%。新兴经济体的产出能力、产出水平、技术水平都在提升,单是中国一家的一些工农业产品量如煤炭、手机、彩电、谷物、蔬菜等占全球总量比重就超过30%,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全球比重已达11%。这对发达经济体形成了强烈制衡。此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开始联合遏制中国。遏制中国就是遏制新兴经济体,所以出现了贸易摩擦、减税竞争和汇率波动。目前,欧洲也在研究如何应对美国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对欧洲的影响。贸易摩擦影响全球要素自由流动,首先挑战的是我国的关税政策。由于美国发起贸易摩擦,导致对美国的关税要向上调整,这会增加部分企业进口货物成本。但是我国仍要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为此,2019年要继续降低关税平均税率水平。美国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其他国家都在跟进。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近40%,在全球属高水平。税收是要素流动的成本,其他国家减税就是在降低本国要素国际流动成本,我国如果不继续减税,就会削弱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所以,2019年必须再度加大减税力度。

  总之,我们认识财政政策,要分析清楚是什么样的环境使我们作出什么样的选择。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我们要从政治站位、全局站位出发认识财政政策的使命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

  加力提效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加力是指再度提升减税增支强度。提效是指找准政策发力点并管好、用好资金。两者的互补性是化解高强度减税增支带来的财政收支矛盾,体现的是新时代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在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前提下实施逆经济周期调节。

  相比发达经济体,我国财政政策超强扩张的突出表现是减税力度大。2018年减税额占税收总额比重达8%,2019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意味着减税总额要超过2018年且相对强度还要提高。但要看到,减税不是简单地减收,而是要有针对性地调节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行为。2019年将把普惠式减税和结构性减税有机结合起来。普惠式减税的含义是扩大减税覆盖面,具体讲就是从过去侧重给企业减税扩大到给个人减税。要通过深化增值税改革减轻供给侧特别是实体企业税收负担为供给侧改革铺路,为所有企业加大结构调整输血,通过个人所得税改革大幅度、大面积减轻消费者负担为需求扩张打基础。两项数千亿量级的长效性减税,最终会形成总供求更高水平对接进而实现逆周期调节。结构性减税主要包括动态调整进口关税税率水平、加大针对小微企业和科技型初创企业税收政策支持力度等措施。对小微企业和科创企业减税意义在于充分发挥小微企业就业吸容功能,让更多的人有事干、干好事。调整进口关税税率水平意在减轻消费者部分进口商品购买负担,满足多层次消费偏好,同时培育创新能力,扶持新动能由小变大、由弱变好。

  进一步分析,前几年推进的营改增属于普惠式减税,所有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都得到了减税红利,2018年又把四档税率归并为三档,从5月1日起还将17%和11%两档税率分别下调了一个百分点。这些措施使减税实际规模超出了预期。2019年深化增值税改革关键是增加所有企业的进项税额抵扣额,减少高征抵扣现象。由于制造业增值税占增值税总额比重近40%,增值税减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刺激力可说居各行业之首。另一方面,由于增值税本质上是消费课税,深化增值税改革减轻企业增值税负担最终是在降低最终消费者负担。其中最为直接的是日用工业消费品和农产品加工制作以及生活服务业增值税负担下降对消费者购买力的强化。由于最终消费环节增值税占增值税总额比重在20%左右,深化增值税改革对消费扩张的激励将仅次于对制造业发展的激励。2019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全面落实。此次改革有提高综合所得费用减除额、拉大七档税率级距和设立专项附加扣除三大减税点,预计减税额高达数千亿。这种减税力度远超当期美国特朗普的减税计划和过去里根、小布什的减税计划。需要指出,本轮个人所得税改革专项附加扣除具有精准发力典型价值,突出体现了税收政策与民生政策要托底的发展理念紧密衔接。比如养老扣除,体现的是支撑人口老龄化政策的作用。再如教育扣除,体现的是对科教兴国战略的支撑。显然,这些普惠性减税不仅是要实现短期逆周期调节,而且是要减缓长周期振幅。

  扩张支出将把规模扩张和支出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2019年继续扩张支出意在适度增加总需求反推供给扩张。但扩张支出不走大幅提高赤字率道路,而是走通过加大支出结构调整力度放大支出逆周期调节效应的道路。具体讲,就是有保有压。保是指以继续加大扶贫、社保、教育、环保、医疗卫生等投入来力保提升民生保障水平,以继续增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促进区域财力均衡来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不断增加科技创新和化解产能过剩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来助力结构调整。压是指通过主动调减一般性支出来压低公共产品供给成本。显然,这种扩张是增强人民获得感的扩张。

  进一步说,2019年的支出扩张本质上是结构性扩张。这种扩张的基调是在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前提下有针对性地扩张支出。扩张的特点是资本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同时增加推动总供求扩张。具体表现在以交通运输、公共设施、

  环保工程等支出的扩张推动全社会投资增长,以扶贫、社保、医疗卫生等投入的增长推动全社会消费增长,两相对接起来形成结构性逆周期调节效应。

  我国虽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财政收支规模同样位居全球第二,但中国的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支却位居全球中下等水平。从公众的公共福利预期值和经济运行调节难度两个角度看,我国的财政收支矛盾还处渐强期。尤其要注意,在14亿人的人口大国实现基本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会把财政支出推上急剧扩张道路上去。显然,加力与提效并举是规避财政风险加速膨胀的长效机制。

  提效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使用效益,本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加力。因为高效使用资金就是在抵补减税带来的减收同时又增强支出增量的边际效益。具体要落实五大改革任务:一是加快推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二是加快扶贫资金动态监控机制建设,切实用好、用实扶贫资金;三是探索建立支出政策评估体系,全面认识支出的微观和宏观效应,为建立专项资金退出机制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机制建设创造条件;四是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五是优化四本预算之间的协调关系。

  具体分析,提效首先要做好支出政策评估工作。因为支出政策决定财政资金总体配置格局。支出政策评估首先要评估理财观念。当前最重要的是扭转各项事业齐头并进大发展引领支出政策的理财观念。换言之,必须树立从财政收入可能性边界出发去框定支出扩张观念,绝不能再认为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筹措不到的资金。要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民生保障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理财观念。

  提效必须完善预算管理基本制度,其中至为重要的有三点:一是加快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压低成本性支出标准,调整民生保障项目支出标准结构,控制资本性项目支出标准上移;二是加快完善财政支出方式,加快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支出方式全面落地,把养人养机构改为养事,降低公共产品供给成本;三是坚决建立专项资金退出机制,打破支出固化格局。